1967年6月5日，张起灵回到了祁愿那个宿舍。

李干事亲自把他送回来的，一直送到宿舍楼下，还让两个年轻军官帮他把东西拎上去。

那些东西里有不少是北京那些老专家送的——医书、药材、还有些稀罕的营养品。李干事看着堆了小半屋子的东西，咂了咂嘴：“张同志，你这人缘，真够可以的。”

张起灵学着祁愿的样子笑了笑：“都是大家抬爱。”

李干事又叮嘱了几句“好好养伤”“有事直接打电话”，这才带着人离开。

门关上，房间里终于安静下来。

张起灵坐在书桌后面，目光扫过里面熟悉的陈设。

离开这么些天，这里和走时一模一样，可能是因为东西都收起来了，所以显得空荡荡的。

他愣了一会，忍不住又从空间里拿出那个红色的笔记本，翻到新的那页，终于又出现了她的字迹：

“留言已阅，旁边的信件拿出去熟读。祁愿‘寄过来’那部分留在你那里，张雪松寄给祁愿的看完放回来。顺便看看我伪造的邮戳，那是我特意去当地邮局‘借’的。”

张起灵目光在那句“去邮局‘借’的”上停留了两秒。

他大概能想象出她是怎么“借”的——大概又是那种让人第二天忘得一干二净的手段。

放下笔记本，他拿起那包东西，解开捆着的细麻绳。

牛皮纸散开，露出里面整整齐齐码着的信札。

左边一叠，信封上写的收件人是“祁愿”，寄件人是“张雪松”。

右边一叠，收件人是“张雪松”，寄件人是“祁愿”。

时间跨度从1966年9月开始，一直持续到1967年5月中旬。

张起灵拿起最上面一封，信封已经拆开过，里面信纸叠得整整齐齐。

他抽出来，展开。

“张雪松同志：

你好。

冒昧写信打扰，实在是因为求医心切。

我叫祁愿，今年十六岁，家在济南军区大院。父亲是军人，母亲是老师。

今年夏天我生了一场重病，差点没挺过来。医生说是我从小底子薄，这一病伤了根本，以后怕是……不太好养。

出院后我一直在家休养，喝了不少药，但效果都不明显。爸妈嘴上不说，可我看见他们晚上睡不着，偷偷叹气。

前天去文化馆借书，无意中看到那张《前线报》。上面有篇关于你给赵部长治病的报道，我看了好几遍。

所以我想碰碰运气，写信问问你——像我这种情况，有没有什么办法能自己学点医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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