上，手中的茶杯都忘了放下。他反复翻看着那些布满修改痕迹的图纸，突然发出一声长长的叹息："这在我们美国简直是天方夜谭..."

  他放下茶杯，双手比划着解释道："在我们自己的工厂，设计师在写字楼里画图，工人在车间里缝制，中间隔着三道质检。"

  他的手指在空中划出几道无形的墙，"设计师永远听不到缝纫工的意见，因为那'不符合流程'。"

  张家栋轻轻抚平图纸上的折痕："我们不一样。于大姐既是设计师，又是裁剪工，还是质检员。"他指向窗外，"您刚才看到的那些年轻女工，每个人都可以随时提出改进建议。"

  这样民主式的生产方式，是比尔这样出生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商人永远想不通的。

  1983年，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，许多中国工厂仍保留着"两参一改三结合"的传统管理模式，强调工人参与技术革新和民主管理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生产文化。

  当时最有名的例子就是北京国棉三厂的"诸葛亮会"，每周五下午，车间都会停工一小时召开技术讨论会。挡车工王淑芬曾提出改进纱锭转速的建议，使棉纱断头率降低17%。她的建议被写在车间黑板报上，并获得了一张暖水瓶票的奖励。

  后来，上海机床厂也借鉴了首都的生产经验，组成了"三结合"小组。

  该厂将老工人、技术员和干部组成攻关小组。老钳工张师傅用土办法解决了德国进口机床的导轨精度问题，方法甚至还被编入《上海市先进操作法汇编》。

  就连张家栋他们青岛本地的橡胶厂，都有自己的"金点子"登记簿，每个车间都设有建议箱，工人可以随时提交改进意见。青年工人李明发明的"胶鞋成型操作法"，使日产量提高23%，厂里用他的名字命名了这项技术。

  这样的例子，在当时的国内比比皆是。

  与西方企业严格的科层制不同，中国工厂的民主管理打破了"白领"与"蓝领"的界限，工人把工厂当家，是工厂真正的主人。

  正是这样，才造就了80年代改革开放之初，咱们国内的经济活力。

  比尔听到了张家栋的经营思路以后，大受震撼，正在怀疑他们服装厂这十几年的经营，是不是走错了方向。

  张家栋却知道，这时候正是他和比尔谈判的最佳时机。

  “比尔先生，我们合作社服装厂的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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