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95年的《关于申请将平川镇列为省级贫困镇的报告》。报告里详细列举了平川镇的贫困状况：人均耕地不足一亩，基础设施落后，产业单一，农民增收困难……

  二十多年过去了，这份报告里的很多问题，依然存在。

  陆浩明把这些文件按照年份排列，从1980年代到2020年代，整整四十年的历史，浓缩在几个纸箱里。

  他拿起一本1998年的会议记录，翻开。记录的是那年的防汛工作会议，字迹潦草，有些地方看不懂。但他注意到一个细节——会议的最后一页，有一行小字，写的是：

  “散会时已经晚上十点了。外面下着大雨，清江河的水涨到了警戒线。孙德明副镇长说，今晚他带人去巡堤。”

  孙德明。那是二十六年前的孙德明，那时候他还是副镇长。

  陆浩明把会议记录放回箱子，继续整理。

  他找到了一份2003年的干部花名册。那一年，平川镇在编干部五十一人，平均年龄三十八岁，全日制大专以上学历的有十二人。

  二十年后的今天，在编干部四十三人，平均年龄四十六岁，全日制本科以上学历的五人。

  队伍在老化，学历在下降，人数在减少。

  这就是平川镇二十年的变化。

  陆浩明合上花名册，坐在资料室的地上，看着满地的纸箱。

  他忽然觉得，这些泛黄的文件和卷宗，不只是历史。它们是平川镇的病历。每一份文件都是一次诊断，每一次规划都是一次开方。但病没治好，方子换了又换。

  他想，如果要让平川好起来，他得先读懂这些病历。

  下午五点，王德厚来资料室找他。

  “小陆，你还在整理？今天第一天，别太累。”

  “没事，王主任。我想把这些档案整理完，以后查资料方便。”

  王德厚看着满地的纸箱，摇了摇头。

  “你是第一个愿意整理这些东西的人。”他说，“以前也有人想整理，但翻了两天就烦了。你能坚持多久？”

  “不知道。先干着看。”

  王德厚没再说什么，转身走了。

  陆浩明继续整理。他把最后一批文件装进纸箱，在箱子上写好标签，然后站起来，活动了一下酸痛的腰。

  窗外，夕阳已经落山了。远处的山变成了深蓝色，天边还剩最后一抹橘红色的光。

  他站在窗前，看着这个小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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