出一篇核心论文的教授们，如今半个月就能交出一篇长文。各大期刊的版面突然紧俏起来，编辑部的稿子堆成了山。

《论〈诗经〉农具书写的物质基础与仪式意义》

《汉代铜镜流通网络与文学传播的「物媒」路径》

《唐诗中的「舟船意象」与中古水路交通》

《〈金瓶梅〉器物叙事与晚明商品经济的互文性研究》

标题五花八门，但内核都绕不开那几个关键词：器物、物质、生活史、意义链。

不光是古典文学，现当代文学研究也迅速跟进：

《鲁迅「铁屋子」隐喻的物质性溯源》

《老舍笔下的北平风物与市民生活空间的建构》

《新时期改革文学中的「机器书写」及其象征嬗变》

就连搞文学理论、西方文论的学者，也忍不住掺和进来：

《「物性转向」：从海德格尔到许成军》

《物质文化诗学与形式主义、新批评的对话可能》

这阵风甚至刮出了中文系，吹进了历史学、哲学、艺术学乃至社会学领域。

历史学者们忽然发现，「器物生活史」这套方法用来研究典章制度、社会变迁，竟也格外顺手。

一时间，《从漕运船只的形制演变看唐宋经济重心南移》《明代青花瓷外销与海上丝绸之路的文化互动》这类文章层出不穷。

多年后，社科院历史所的某位资深研究员在回忆这段时期时，苦笑著说：「1980年底到1981年初那阵子，你要是在学术会议上不提器物」、不聊「中介化」、不懂具身性实践」————那你基本坐不上主桌。不管你是搞历史的、哲学的，还是社会学的。许成军？呵，那段时间的社会科学研究，一半是许成军，一半是其他人。」

记者追问：「您对许成军本人怎么评价？」

老研究员摆摆手：「别问了，天天许成军，耳朵都起茧子了。

复旦古籍所那间堆满线装书的办公室里，气氛却有些微妙。

章培横把《文汇读书周报》往苏连城面前一放，手指戳著那头版标题：「老苏，你这就不地道了。」

苏连城从校勘稿里抬起头，推了推老花镜，一脸无辜：「我怎么了？」

「还怎么了？」

章培横又好气又好笑，「《我的女婿许成军》！你这标题一出来，学界怎么看我们复旦？说你借女婿博名声都是轻的！」

苏连城摊手：「可我真是他准岳父啊。年底就订婚，两家都说好了。」

「准岳父就能这么写！？」

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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