问，“为什么保护伞的人一看到有攻击倾向的病人，就立刻转走？转去哪里？为什么没有转院记录？”

没人回答。

因为答案，每个人都隐约知道，但没人敢说出口。

“田中。”中村终于开口，“你结婚了吗？”

“还没，有女朋友。”

“有父母吗？”

“在老家。”

“那就别问了。”中村站起来，走到咖啡机前，“做好本职工作，写该写的诊断，开该开的药。其他的……别管。”

“可是——”

“没有可是。”中村打断他，倒咖啡的手在微微颤抖，“如果你想继续当医生，如果你想保护你在乎的人……就什么都别问，什么都别说。”

他回头看着田中医，眼神复杂：“这是我的忠告。听不听，随你。”

田中医张了张嘴，最终低下头。

休息室重新陷入沉默。只有咖啡机运作的声音，还有远处隐约传来的咳嗽声、呼喊声、推床滚轮声。

一个文明正在崩溃。

而崩溃的声音，听起来如此……平常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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傍晚六点，东京都政府危机应对中心。

会议室里坐着二十几个人：政府官员、警察代表、自卫队军官、还有保护伞公司的“顾问”。气氛凝重得像葬礼。

“当前情况汇报。”首相官房长官站在主屏幕前，脸色灰败，“东京都范围内，因流感样症状请假缺勤率已达18%，预计明天突破25%。医疗系统接近过载，药品供应开始紧张。公共交通因员工缺勤出现延误……”

他停顿了一下，看着手中的报告：

“另外，过去24小时，各区报告‘突发性暴力事件’共89起，比昨日增加300%。原因不明，但初步分析可能与高烧导致的意识混乱有关。”

自卫队的代表举手：“需要启动紧急状态吗？我们可以部署部队协助维持秩序。”

“不行。”保护伞的顾问——一个戴着眼镜的中年男人——立刻反对，“大规模军事部署会引发恐慌。当前社会情绪已经脆弱，任何过度反应都可能导致连锁崩溃。”

“那怎么办？看着情况恶化？”

“我们已经在处理。”顾问调出数据，“保护伞医疗队已接管东京23个区的47个临时医疗点，收治症状严重者。我们建议政府做以下几件事：第一，宣布东京进入‘公共卫生特别警戒期’，但强调‘情况可控’；第二，建议企业实行弹性工作制，减少通勤压力；第三，发放家庭医疗包，让轻症患者居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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