习惯而恐惧。

我不需要他们理解。我只需要他们让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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执行“涅槃协议”的前夜，我独自在纽约指挥中心的主控室。巨大的环形屏幕上，显示着全球各主要城市的实时画面：东京的涩谷十字路口，纽约的时代广场，伦敦的皮卡迪利圆环……人群熙攘，灯火璀璨，对即将到来的命运一无所知。

我没有感到常见的、影视作品里反派会有的那种“狂喜”或“志得意满”。也没有丝毫的犹豫或愧疚。我的情绪近乎一条平直的线，只有极其微小的、科学观测即将开始前的专注与期待。

我想到那些将被抹去的具体生命：街角面包店凌晨开始工作的老师傅，写字楼里熬夜加班的普通职员，公园里牵手散步的老夫妇，婴儿车里熟睡的孩子。我知道他们的存在，红后的数据库里甚至有其中许多人的基本档案。但我对他们没有恨意，甚至也没有同情。他们只是旧系统运行时产生的、无关紧要的进程。关闭系统，进程自然终止。

这听起来很冷血吗？但“热血”恰恰是旧系统最大的bug之一。正是因为对具体个体的“不忍”，才会容忍系统性的不公持续存在；正是因为局部的“同情”，才会在整体决策上优柔寡断，酿成更大的灾难。外科医生不会因为肿瘤细胞也曾是人体的一部分，就手下留情。

我只对极少数个体抱有特殊的研究兴趣。工藤新一、宫野志保、京极真……他们是旧人类基因与意志力在极限压力下可能性的样本。观察他们在系统崩溃后的适应与挣扎，其数据价值远超千万普通人。这也是一种“残忍”吗？不，这是对他们特殊性的最高承认。在我的新世界里，平庸才是最大的罪过。

最后，我想到自己。一个来自其他世界的漂泊者，即将成为这个世界的重启者与设计者。我扮演的角色，在人类一切神话与宗教中，都接近于“神”或“魔”。但我既无神创世后的满足，也无魔毁灭时的快感。这只是一项庞大、复杂、需要极致精密操作的工程。

工程的起点，是寂静。不是和平的寂静，而是所有旧声音被强制中止后，那片巨大而空虚的、等待被新声音填充的寂静。

我按下了最终的指令序列。

屏幕上的城市灯火依旧，但我知道，十二小时后，它们大多将熄灭。贝多芬第九交响曲《欢乐颂》的旋律在控制室内回荡，那是对旧世界最后的、也是最具讽刺意味的送别。欢乐？不。但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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