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二天早上，调查组的人来了。

来的是三个人，两男一女，都是三十来岁，穿着半新的灰布制服，表情严肃，说话公事公办。

“祁愿同志？”为首的男同志看了眼手里的笔记本，“我们是省革委会派来的，想找你了解点情况。”

祁愿把他们让进文化馆的接待室，倒了三杯水。

“几位同志有什么事尽管问，我一定配合。”

女同志打开笔记本，钢笔尖蘸了蘸墨水：“你和张雪松同志是什么时候认识的？你们是什么关系？”

“笔友。”祁愿说，脸上带着恰到好处的羞涩，“去年九月开始通信的，他教我学医，我给他寄过几回土特产。”

“信件方便看看吗？”女同志又问。

祁愿装作有些意外：“放在宿舍了，我让同事帮忙拿一下吧？”

女同志点点头站起身：“可以，我陪你一起去。”

祁愿找办公室的同事刘姐帮忙，告诉她信放在哪个抽屉用什么钥匙，那个女同志和她一起去了。

回到接待室，男同志又问：“见过面吗？”

“在济南站见过两面。他那时候是乘务员，我趁着火车靠站的时候和他聊过几句……”

她顿了顿，低下头，脸颊有点泛红。

男同志看了她一眼，在笔记本上记了什么，接着又问：“张雪松同志出事那几天，你在哪儿？”

“在青海。”祁愿抬起头，表情很坦然，“他打电话给我说他被调去西北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。我想和他见一面，就跟单位请了假，坐火车去青海找他。”

“什么时候去的？”

“5月23号。从济南坐火车到西安，5月24号晚上到的，然后换汽车去格尔木。”

“你到青海之后呢？都干了什么？”

“我到格尔木的时候已经是5月25号下午了。”祁愿说，“打听了好多人，都说不知道有个叫张雪松的。后来听人说疗养院那边出事了，我就往那边赶。到的时候正好赶上那些当兵的冲进去，我也就跟着一起进去了。”

“后来他被送去治疗，我就回来了。那边太乱了，我一个女的，不敢多待。”

男同志看了她一眼，语气软了些：“你挺有胆量的。”

祁愿抬起头，苦笑了一下：“当时没想那么多。”

这时候，女同志带着一叠信件过来，她抽出几封信看了看，也给男同志过目，然后又在笔记本上记录了一会。

接下来他们又问了很多细节——坐的哪趟车，在哪儿换的车，在格尔木住哪儿，吃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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