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拿着银行回单，回到办公室，在笔记本上记了一笔：“张建军，八万六，已追回。下一站，赵德胜。”

赵德胜比张建军好说话。他被停职后，一直待在家里，不敢出门。我去他家的时候，他正在院子里劈柴。看到我，手里的斧头掉在地上，差点砸到自己的脚。

“赵所长，您别紧张。我不是来抓您的。我是来问您，您从李国良那里收的钱，能不能退？”

他愣了一下。“退……退给谁？”

“退给财政所。您收了多少？”

“几千块。不记得了。”

“那您就退一万。多退少补。”

第二天，赵德胜的儿子送来了一万块现金。钱是用报纸包的，报纸上还有昨天的日期。我接过报纸，掂了掂，打开，看到十沓百元钞票，码得整整齐齐，像砖头一样。

王德厚在旁边看到，忍不住说了一句：“小陆，你这是要当讨债公司的总经理？”

“王主任，讨债公司讨的是债，我讨的是良心。”

接下来的一周，我挨个找了那些在李国良白条上签字、收了好处的人。有的人主动退，有的人推三阻四，有的人哭穷，有的人装傻。我一视同仁——主动退的，既往不咎；推三阻四的，我坐在他家不走；哭穷的，我帮他算家产；装傻的，我把证据拍在他面前。一周下来，追回了将近二十万。

加上张建军的八万六，赵德胜的一万，还有其他杂七杂八的，一共三十万出头。剩下的四十多万，被李国良挥霍了，追不回来了。但至少，老百姓的退耕还林款，有了着落。

那天晚上，我坐在办公室里，把追回来的钱一笔一笔地核对了一遍。然后拿起电话，打给了刘大爷。

“刘大爷，您的退耕还林款，下周就能发下来了。”

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。然后传来一个苍老的声音，带着哭腔：“陆镇长，您……您说的是真的？”

“真的。一千零八十块，一分不少。”

“谢谢您……谢谢您……”他重复了好几遍，然后挂了电话。

我放下手机，点了一根烟。窗外的月光从窗户的缝隙里漏进来，照在地板上，像一条银色的河。我想起刘大爷攥着合同书的手，指节发白，那张纸是他最后的稻草。现在，稻草变成了钱。虽然不多，但够他买半年药了。

王德厚推门进来，手里拎着两瓶啤酒。

“小陆，喝一杯？”

“王主任，您怎么知道我还没走？”

“你办公室的灯亮着，全院子就你一个人还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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