着头，没有说话。手指在膝盖上轻轻敲着，节奏很慢。

“老罗，您信我吗？”

他抬起头，看着我。“信。”

“那就把这份申请收回去。您回去好好工作，您儿子的事，我帮您盯着。”

他沉默了很久，然后把那份申请书折好，放回口袋里。站起来，给我鞠了一躬。“陆镇长，我老罗这条命，上次就是您救的。这次，我又欠您一次。”

“您不欠我。您欠的是您自己。好好活着，比什么都强。”

他走了。我坐在椅子上，点了一根烟。老罗的事，让我想到了一个问题——平川镇像老罗这样的人，还有多少？那些在基层默默干了几十年、工资低、负担重、不敢生病、不敢请假、不敢辞职的人。他们不是不想干，是干不起。如果连他们都走了，基层的工作谁来做？

我拿起电话，打给了王德厚。他在电话那头听我说完老罗的事，沉默了一会儿。

“小陆，你想帮老罗，我支持。但你要想清楚，你帮了老罗，其他人怎么办？财政所的小李，老婆没工作，孩子上幼儿园，一个月工资也是三千多。林业站的老陈，儿子上大学，学费都是借的。你帮得了一个，帮不了所有。”

“王主任，那我就不帮了？”

“不是不帮，是要想一个能帮所有人的办法。”

“什么办法？”

“提高待遇。但这不是你说了算的。你得往上报，往县里、市里、省里报。报上去，批下来，才有钱。”

我掐灭烟，在笔记本上写下了“提高基层干部待遇”几个字，画了一个圈。

下午，我去水利站找赵卫东，把老罗想提前退休的事跟他说了。赵卫东听完，叹了口气。

“老罗这个人，要强。他不想让别人觉得他是累赘。”

“赵站长，他不是累赘。他是人才。”

“我知道。但他觉得是。”赵卫东点了一根烟，“陆镇长，您留住他，是好事。但您能留多久？他儿子的病是个无底洞，光靠镇里的工资，填不满。”

“赵站长，我会想办法。”

“您能想什么办法？”他看着我，眼神里有怀疑，也有期待。

我没有回答。因为我也在问自己——我能想什么办法？我不是财神爷，不是慈善家，不是省长。我只是一个副镇长，工资三千多，住在仓库改造的宿舍里，存款不到五位数。但我有一个别人没有的东西——赵国栋的信赖，还有一颗不想让人失望的心。

晚上，我回到宿舍，坐在书桌前，翻开赵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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