栋送给我的黑色笔记本，在空白页上写下了几行字：“老罗想提前退休，去省城打工。我劝他留下了。王主任说，你帮得了一个，帮不了所有。我说，那就想一个能帮所有人的办法。办法在哪里？我不知道。但我知道，如果不想办法，老罗迟早会走。他走了，还会有下一个老罗。下一个走了，还会有下下一个。直到基层空了，塌了。”

我合上笔记本，点了一根烟。窗外的月光从窗户的缝隙里漏进来，照在地板上，像一条银色的蛇。我盯着那条蛇，脑子里转着一个念头——我能不能帮老罗申请一笔专项救助金？不是从镇里的经费里挤，是从县里、市里、省里的相关渠道争取。他不是一个人，他代表了一群人——那些在基层干了半辈子、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的人。如果能帮他争取到，就能帮其他人争取到。能帮一个，就能帮两个，帮三个，帮无数个。

我拿起电话，看了一眼时间——晚上十点。犹豫了一下，还是拨了出去。

“刘教授，我是小陆。我有一个事想请教您。”

刘世安教授还没睡，他在电话那头听完老罗的事，沉默了几秒。

“浩明，你说的这个问题，不是个例。是普遍现象。基层干部待遇低、负担重、留不住人，这是全国性的问题。你要想帮老罗，光靠你一个人不行。你得把他的故事写出来，让更多人知道。”

“写出来？写到哪里？”

“写给我。我帮你整理一下，看看能不能发到内参上。”

“内参？”

“对。省里的内参，领导能看到。领导看到了，就有可能批示。批示了，就有可能解决。”

我握着手机，手心出汗。“刘教授，您说的是真的？”

“我什么时候骗过你？你把材料准备好，下周发给我。”

挂了电话，我坐在椅子上，点了一根烟。烟雾在灯光下缓缓升起，像一条金色的蛇。内参，领导批示，政策调整——这些词离我很远，远得像天上的星星。但刘教授说能发，也许就能发。他是省委党校的教授，他有这个渠道。

第二天一早，我开始写老罗的故事。不是写报告，是写故事，用最朴素的语言，把老罗在水利站干了将近三十年、儿子生病、工资不够花、想提前退休去省城打工的事，一件一件地写下来。我写了他趴在桌上睡着的样子，写了他蹲在地上哭得发抖的肩膀，写了他握着我的手说“我老罗这条命是您救的”。我写得鼻子发酸，眼眶发红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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